绍兴土话骂人句子_绍兴最常用的骂女人方言

有人说，鲁迅的文章因为作品“晦涩”或“过时了。目前进入高中新版语文教材里，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被拿掉，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有教材编写者说，鲁迅的很多杂文属于“骂人”文章，今天没必要培养中学生的“好斗”精神。鲁迅的作品存在“好斗”精神，通常，但这些“好斗”精神激励过当代很多年轻人。 鲁迅是绍兴人，在他的文章中夹杂着土话，可能很难其解含义，比如：鲁迅在《风波》中写道: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这“土场”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意思，“土场”是土语，源地在绍兴一带，也叫“稻地”，普通话理解为院子的意思，或为屋前的空地。再如：“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文章中“伊”的称谓也属于绍兴方言，绍兴人讲话用“伊”开头，普通话是“他”的意思。鲁迅的其它“绍兴方言”在文章中也经常会出现，懂得这些方言地区的学生读起鲁迅的文章朗朗上口，不懂的绍兴方言的学生读鲁迅的文章会很生厌，鲁迅的有些文章写的是旧时绍兴农村的景象，恍入眼前的像朴实的绍兴农民生活境况，丝丝入扣的对白恰恰表示这一种绍兴方言。由于方言味道太浓，不同地域的学生读起来很费解。

一部分中学生认为念鲁迅的文章是应付考试，考试题材千遍一律，不是表达了什么？就是中心思想是什么？大意是什么....？放纵学生对鲁迅文章的片面认识，可以不要这些考试，但绝不能粗略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文章代表的是那个时期，跟当今社会比较认识，鲁迅文章在现代教育上有深远的启蒙意义。有人觉得鲁迅的文章跟当今社会远去了，鲁迅的不多，多半关注社会低层农民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社会的病态，需要疗救的方法，权势者和伪君子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鲁迅对他们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

《药》却是很好的典范，这部是描写群众愚昧；其暗线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用人血馒头将明暗两条线索连结起来，就更加突出了群众的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忍耐的悲哀和孤寂。如果把这部引用到现今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现今社会上同样存在着这方面的矛盾，群众的愚昧，看客的麻木心里，见死不救与我无关，见义勇为要不要提倡？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矛盾尖锐深刻，见义勇为精神可嘉，但牺牲自我值得吗？由此我们看到了见死不救的愚昧，看客的虚伪，见义勇为者忍耐的悲哀和孤寂，使得一部分人失掉了自信力。 当某一件事情绪高涨的时候，“阿Q精神”也算是抚慰得到满足，“精神胜利法”不是鲁迅发明的，来自于阿Q本身，我们可以不要“阿Q精神”吗？无奈“阿Q精神”已经成为劣根，当一阵咆哮之后，很快在沉默中死亡，如：最近关注的几次案深有同感。社会需要文明，一切不文明的东西都将抵制，某某官员贪污受贿，某某领导作风不良，用公款大吃大喝现象....还是鲁迅说得好：“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改正社会不正之风，官员廉洁奉公，公仆一心为民，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上个世纪需要鲁迅，这个世纪离不开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社会在进步，利弊永远是存在的，当我们把一本本好书引用到企业以及其它领域，难道鲁迅的文章对我们没有深刻意义吗？鲁迅的文章伟大而又悲壮，能够挑起民族脊梁，让迷惘转化自信力，引导青年人走向光明。

诸暨人和绍兴人都是古於越国的后裔，其遗传基因应当差不多。然而绍兴人和诸暨人的总体性格和行事风格却大相径庭，相差甚远。这也许是地理风水的缘故，因为绍兴人的居住地是在会稽山之北，叫山阴，而诸暨人则居住在会稽山南麓，称暨阳。

　山阴和暨阳虽然是地理概念上的对立，但也影响到了人性，使绍兴人和诸暨人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因而在具体社会活动中矛盾丛生，冲突不少。

　大体来说，绍兴人比较理智，处事比较阴柔婉转，而诸暨人则比较憨厚，处事往往鲁莽拙直。直即的社会效果是绍兴人容易成功，而诸暨人则常常吃眼前亏，所以绍兴人的绰号叫“师爷”，以形容其机智聪明；而诸暨人的绰号则叫“木大”，以说明其拙直木纳。

　比方对待官府而言，绍兴人和诸暨人都痛恨，诸暨人对付的办法是直即对抗，痛加鞭挞。比如清道光年间诸暨知县许瑶光到赵家镇泉坂村收捐税，被以何文清为首的村民暴打一顿，并压迫在稻桶底下。后来干脆揭竿而起，投奔太平天国。

　而绍兴人对付贪的官则迂远委婉得多，他们往往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加以挞伐。当那些知府、知县纷纷调来时，他们就奔走相告：“这怎么好呢，又有几只空肚鸭来了”。当贪的官们任满调离时，他们敲锣打鼓，大放鞭炮进行欢送，并送上歌功颂德的牌匾，上写《天高三尺》，使离任的官吏高兴得笑逐颜开，以为是歌颂他吏治清明。那知绍兴人的讽刺暗含其中：天高三尺的意思就是地皮被刮去了三尺。

　绍兴人往往要捉弄诸暨人，当诸暨人进城去卖柴时，绍兴人说要买，常常引诸暨人绕街穿巷，走远路，累得诸暨人筋疲力尽，到场后又不厌其烦还价压价，威胁不要，逼迫诸暨人以最低的价格卖出。当诸暨人无可奈何又怒火中烧时，绍兴人又奉上一大堆甜言蜜语：“师傅啊，你们卖柴的真辛苦，你师傅真是个老老实实的大好人。我们是小户穷人家，没办法，跟你讨价还价，今天真委曲你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以后来绍兴就来我家，就当是自己的家，我请你喝老酒……”有时还奉上两只烧饼或一碗馄饨给诸暨佬充饥。使诸暨人不但发不出脾气，还要对绍兴人也回上一连串感谢。

　绍兴人和诸暨人有时也不免都要骂骂人，这骂人也有不同的风格。诸暨人骂人是粗鲁拙直，直奔主题——在对方的娘身上做文章：

　“我入你的个娘！”

　“我入你娘的'皮！”

　绍兴人骂人虽然也离不开对方的娘，但气势要舒缓得多，腔调带有一定的韵味，体现了某种艺术属性：

　“这真是娘东——入煞！”

　“小娘皮生的，直入娘，贱胎！”

　“那姆——皮！”

　有时矛盾发展尖锐，一时不可调和时，就要打架。对于打架诸暨人也是直截了当，口中并不说话，三拳两腿就把绍兴人打翻在地。

　绍兴人虽然鼻青脸肿倒在地上，但威势不倒，口中一点也不肯示弱：

　“好的，好的，你打，你打，打得好，君子动口不动手，你动手打我，你不是君子。我这几天身体不好，被你打了。但你不要慌，不要逃，我去叫我阿哥来，打得你向我跪拜讨饶为止。”

　当然，说完这些场面话后，这位绍兴老兄就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上世纪的诸暨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即诸暨的许多乡村汽车站，几乎所有的站长都是绍兴人，而具体的站务人员则都是诸暨人。

　站长通常威风十足，衣服毕挺，手拿红绿旗指挥汽车进站出站，超脱潇洒，俨然是干部白领。但站长待遇较低，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工资。

　虽然工资低，但名声好听，所以绍兴人争着要当这个站长。

　但由于工资低，诸暨人宁可不要这个名声，因而不要当这个站长，而宁愿当一个具体的站务员，弄弄货物转运，干干搬运装卸，虽然整天衣衫褴褛，汗流浃背，却每月可赚一百多元。

　这也体现了绍兴人和诸暨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由于性格的不同，处事风格的不同，绍兴人和诸暨人之间就经常有矛盾产生。大家也相互不服，相互讥笑。绍兴人说诸暨人：

　“诸暨木脑壳，猪粪糊墙角。自道自聪明，屎尿直淋落。”

　诸暨人则反唇相讥：

　“绍兴人卖夜壶——只好得一张口子（嘴巴）。

　“绍兴师爷精，嘴巴最好听。萝卜当肉敬，棺材毛竹钉。”

　我在这里非常抱歉，讲了许多绍兴人和诸暨人的坏话。我想这种不好的倾向不具有普遍性，只是长期负面传说的一种累积罢了。在我的家族和亲戚朋友间也有好些是绍兴人。比方我的儿媳妇和外甥媳妇就都是绍兴人，她们的父母就都没有传说中的绍兴人的不足，而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精英分子。我自幼崇拜的鲁迅先生，不但是绍兴人，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还有梅芷先生，也是绍兴人，但勤奋博学，温文尔雅，也丝毫没有传说中的绍兴人的狡猾和猥琐。我所披露的一些不良行为大概只是一小部分诸暨人和绍兴人的性格缺点。